著名书画艺术家献礼建党100周年——方志恩

 

 

 

方志恩,一个有53年党龄的老党员,号士心,斋称“山风堂”“近月楼”“二阁居”等。1947年出生,杭州临安昌化人。现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浙江中国花鸟画家协会会员、曾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3—5届理事、省书协创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临安市文联副主席、临安市书法家协会第3—6届主席。

 

2003年,和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在韩国

 

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篆刻专业。30年前曾只身行经七省二市,考察几十个古文化遗址、博物馆。曾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2届电视书法大赛二等奖;国际文化交流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二等奖;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主办的“兰亭奖•牡丹杯”全国会员作品评选三等奖(一等奖缺、二等奖1名、三等奖2名)等全国大奖;入展第2届“兰亭奖•艺术奖”等十余次全国大展。2002年圆满完成中组部布置为胡锦涛主席出席颁奖的“中央三个代表学习总结表彰大会”书写部分荣誉证书的任务。2003年随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为团长、副主席林岫为副团长的中国书法代表团出访韩国,参加“2003汉城国际书法名人大展”开幕式和文化交流活动。2009年随浙江书法代表团访问台湾,参加在“国父纪念馆”举行的“2009杭州—台北名家书法交流展”活动。2010年随浙江美术代表团出访日本,访问东京都艺术大学、日本国学院及武藏野美术大学。2017年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主办的“中华文化四海行”活动。2018年11月随省文史馆领导出席由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成都主办的第五届诗书画展开幕式和采风活动。2017年11月在杭州国画院美术馆由浙江省文史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大道中行”方志恩书画作品展。并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方志恩书画作品集》。

 

2012年10月24日,夏宝龙省长为方志恩颁发省文史馆馆员聘书

 

1999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方志恩书法艺术》;2004年合作出版《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图》(“香港佛教文化出版社”和紫禁城出版社分别出版,宣纸印刷,线装,8开);2006年出版《方志恩花鸟画集》;2011年,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方志恩书法作品•国学粹言》《方志恩书法作品•佛心禅语》《方志恩花鸟画•兰竹清音》《方志恩花鸟画•松梅傲骨》《佛教源流人物线描》(合作),方志恩兰花专辑挂历《王者之香》;2013年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匠之门•方志恩瓷画精品》;2014年合作出版《孔子圣迹图》;2019年北京工美出版社出版《方志恩作品精选》(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范本精选)等十余种作品集。在国家中文类核心期刊《中国书画家》《中国书法》《书法》,艺术类核心期刊《中国书画》《荣宝斋》和《中国民族书画》,文化类核心期刊《文化月刊》《中国艺术报》《中国书法报》《中国商报》《中国收藏》《世界知识画刊》及香港《大公报》《美术报》《书法报》等作过专题介绍。个人传略入编多种艺术家和名人辞典。

 

2014年和班主任刘江老师在一起

 

 

 

 

藏锋有出锋的灵动

——我心中的方志恩先生

今年春天我应浙江美术馆的邀请举行个展,新闻发布会中,有记者问我邀请了哪些贵宾,我说因为朋友太多,惟恐请了这位漏了那位,又怕打扰大家,所以两岸只请了一位,就是我故乡临安的书画名家方志恩。没想到台下立刻有人举手,正是方先生,他那天恰好到杭州办事,路过美术馆进来看看,居然碰上我的记者会。

 

《礼记·礼运》第九节选 2016年 30X65cm

 

我跟方志恩先生就是这么有缘,十年前第一次回乡,是方先生介绍我给临安书画界的朋友,我们除了交换书画作品,他还为我刻了三方印。他的作品跌宕中不失规矩,含蓄间展露风骨,不知为什么让我想到王国维《人间词话》里“人生三境”中的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是行过千山万水,把人生的棱角都磨蚀之后的内敛。后来才知道,方志恩先生自幼喜欢书画,但是出身农家,少年十分辛苦,初中辍学后当过学徒、放过牛、啃过草根,筑过公路、烧过砖瓦,二十岁从军,又经历了中苏珍宝岛和中越之紧张备战,虽在兵马倥偬间仍不忘情艺术,四十岁终于如愿进入中国美院。这种先阅尽人间事,再摸索世间人,跟一般中学毕业,直接进入美术科系的就是不同。后者虽然能够从一开始就不出规范,前者却是在跌宕起伏之后归于宁静,所有人生的历练都被涵养在作品之中。

 

《画禅室随笔》节选 2017年 34.5X42cm

 

让人想起中年习画的黄公望,在恣意挥洒间抒发对人生的泰然达观。方志恩先生的书画篆刻就有这种境界,从他的楷书大字到行草小品,都显示“出锋有藏锋的内敛”和“藏锋有出锋的灵动”。他勤于写生,又能以书入画,表现“石如飞白木如籀”的丰神。方先生还擅长瓷画,他运笔的筋肉骨气,在光滑的釉料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是功力高深,很难有这样的把握。去年他送我一本《大匠之门•方志恩瓷画艺术》,我至今还放在床头,经常翻阅。

 

《三字经》节选 2016年 34X1000cm

 

人如作品,方志恩先生个头不高,也少言,我们多次同桌,都觉得他十分内敛,好像“藏身”在座位之中,问题是他又那么有光彩,使我不能不时刻关注、向他请益。记得我第二次去临安,下车,几十人迎接我,我却一眼就看到方先生,后来还有人特别提出来说,我对临安真有心,能记得很多人,甚至不熟的人都叫得出名字,像是方老。

说的人岂知道,方志恩先生是我接触虽不多,却从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是拥有千山万水、澎湃人生的书画大家!

二零一七年夏暮劉墉于纽约

 

《书谱》节选 2017年 180X68cm

 

志恩兄,奉上拙作,憾以才疏加上资料有限,难以形容吾兄艺术成就于万一,简体繁体转换和叙事若有差误,还请您斧正。

敬此 恭颂

展览成功!

刘墉拜

 

《文心雕龙》摘句  1996年 137X68cm

 

无言之教的“四堂”匾额及牌坊书法

文/方志恩

“四堂”(厅堂、祠堂、朝堂、庙堂)在中国传统礼制中是最为堂皇庄重之场所,无论是处江湖之远的平民百姓,还是居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身处“四堂”皆自觉遵守行为规范。匾额牌坊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牌,公示也;坊,街衢也。匾,形制也。额,颜面也。书法,点睛也。“四堂”匾额及牌坊是书法最高等级的展示之地。它体现传统礼文化的种种伦理要求和寓意,所以特别显得“温柔敦厚、雍容端庄、平和正大”。它以书法作则,以正相示教,是一种“无为、无声”之示范、是中华文化“知行合一”之特殊体现。现代书法教育中缺少传统礼仪规范的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强调个性和个人风格,所以在社会用字上常常俗多于雅。新建标志性建筑匾额书法中不少显得缺礼、躁气、张扬、纤弱、猥琐、画蛇添足,不尽人意。

 

《兰亭集序》 1991年 170X31cmX6

 

因此,在当下传统优秀文化继承发展之时, 学须寻源,书法应自觉融入中华大文化,接受其洗礼,汲取其乳汁。教学中儒道之学和外来文化借鉴不可偏颇。否则,对于原则和规矩的执守者而言,责任、担当、端庄、中正都成为酸腐的代名词。就书法本身而言,仅搞技法、形式,犹如“螺蛳壳里的道场”,小打小闹,自我封闭,自圆其说,自我为大,不知有汉,难以深入,甚至出现背离。没有人文引领,便会失去方向。

 

诸葛亮《前后出师表》 1990年 156X90cm

 

文化认同,正大气象

旧时“四堂”可谓是最为庄重之地。在“厅堂” 有先人画像,在“祠堂”有祖宗牌位,在“朝堂”有当朝皇上,在“庙堂”有圣贤塑像,可谓庄严至极、神圣至极。在这堂皇之地,以及纪功德、表忠正、颂功名、宣仁义、倡慈善等的石牌坊上,都有一面或几面匾额,皆为帝王名臣和社会贤达的书法作品,内容大多为《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等典籍中名句,显得既庄严含弘光大,又清正浩气。

 

《岳阳楼记》摘句 1999年 140X74cm

 

当人们关注这些地方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匾上的书法跟别处的书法作品有些不一样,特别的端庄、温润、雍容、敦厚。加上匾额做工考究,就显得非常醒目。文化人往往在此驻足细玩其文辞含义、文辞出处,品赏书法作品,留心匾额书者姓名。

 

白居易《座右铭》2001年 210X70cm

 

这些地方的书法创作,虽然未见典籍有明文的规定写法,但是在旧时,文化人都共同遵守着一个伦理标准:“心正则笔正”即德与人格与书法的统一。这是唐代大书家柳公权在回答唐穆宗问书时所说。被后人认为是“笔谏”。被司马光记载在《资治通鉴》当中。“正书法, 所以正人心也。”须知:“通鉴不载文人”,编年体史乘和纪事本末体史乘也是不载文艺之事的。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等在正史中记载都不是什么书法家的身份。

 

陈眉公《岩棲幽事》一则 2013年 137X70cm

 

故宫三大殿的匾额,太和殿“建极绥猷”,中和殿“允执厥中”,保和殿“皇建有极”,此三殿均为乾隆帝所题;养心殿的“中正仁和”、西暖阁的“勤政亲贤”为雍正帝所题;交泰殿的“无为” 是康熙帝所题,还有如承德避暑山庄、山东曲阜孔庙、泰山岱庙、山西运城解州和河南洛阳关帝庙,以及全国各地姓氏宗祠,如绩溪“胡氏宗祠”、奉化“蒋氏宗祠”,还有幸存下来的旧时大家族厅堂名人题的匾额和幸存的石牌坊匾额上面的书法作品。都是端庄雅正的楷书, 少有其他书体。

 

《春江花月夜》 28X100cm 2007年

 

为什么上下千百年间,文化人都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自觉地共同遵守这一传统呢?原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特别是隋唐科举考试以后,封建政府规定读书人读一样的书、考一样的卷子,以国家的力量推行“道统”思想文化,使读书人写字也有了可供思考和参照的依据。“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藏器”,“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小小的毛笔书写的书法作品,承载的份量是何等的重啊!难怪有人说“书法是文化中的文化”。

 

《天水石门慈航殿造像联额功德碑记》196X98cm 2019年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1996年 274X70cm

 

先贤提出的“不疾言”、“步从容”等要求,给旧时文人和书法家有思想的启示。行笔要坦荡从容,又要入木三分,过疾易飘浮,过缓易僵滞,藏头护尾,不露圭角。体现的都是“正大中和”的要求。否则,思路不清,行笔无方,荒率猥琐,不易中的,就不能起到无言之教的象征意义。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语》节选 2006年 280X67cm

 

厅堂,祠堂,朝堂,庙堂,这是以正相示人的地方 ,有“宗庙之正歌”之称,衣着穿戴,言谈举止,一举一动,都应体现一个“正” 字。“风正四方谓之雅”。所以“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怕有差错,所以问,他说,这就是礼呀!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怪不得唐代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所说:“题勒方畗,真乃居先”。明代书学理论家项穆也在其《书法雅言》中强调:“宫殿庙堂,典章纪载,真为首尚。”纵观秦汉以来,历史上重要碑刻、牌匾书法确以真书为主。

 

临张芝《冠军帖》 2016年 135X35cm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认同,也是“诚”、“敬”、“正”观念落实之所在,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即便现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到了这样的场合,恭敬之心也会油然而生,步伐慢了,说话轻了,凝神举目,品赏文化与艺术带来的享受。给了聪明的书法工作者以启示感悟和反省的机会。

 

《为季淼慧先生小楷長卷》题跋90×35cm 2021年

 

尊重传统, 切不可俗

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旅游业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各地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活力,受到了人民的啧啧称赞。但从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改进的环境用字问题,建筑用字问题。

 

《九层之台起於垒土》 2020年 

 

比如某地“大舜庙”,是近年新建的地方标志性建筑,从设计到建设,处处显示出匠心,可就是一进广场的两座标志性牌坊匾额书法,令人遗憾。如第一座牌坊匾额文字缺少端庄正大之气,细究问题,字无来源。完全是自由体。书法最怕的是自由体,如不洗心革面,就一个“俗”字,所以切不可马虎。第二座牌坊匾额书法的问题有普遍性、典型性:一是缺“礼”。

 

寿字 137x70cm 2018年

 

如前所述,旧时祠堂牌坊用字必须以“诚、敬、正”的思想创作,必须庄正。一般都用正体(如篆、隶或楷书)。用草书是缺乏传统文化之礼的,显得轻率。欠“诚敬”二字。这里不是显示个人风格之处,是显示中华文化“正大”气象的地方。二是落款。历史人物“圣贤”匾额,落款应尽量简洁。该匾额本来可简单落穷款,姓名加印便可;也可两行,“年份”、姓名加印即可。却用了三行,“辛卯仲”一行,“春山阴*(姓)”一行,“*(名)书撰”一行。前三字还吊在第二行的中间,上下虚空,很不雅致。

 

扇面 白居易诗 60x26cm 2007年

 

而且,本该连写的名字断开,如果是写别人的名字,那是缺礼不敬,自己的名字断开,那是不懂书仪之礼。落款最后二字“书撰”,这个撰字用得及不妥。自写的文章或对联用撰,圣贤庙,怎么会你撰的呢?即使自撰的,也应撰字在前,书字在后。三是画蛇添足。这么庄严的匾额,不需要什么起首章,少见庄严古匾如此这般多此一举的。我们从《紫禁城》杂志 2015 年 12 月号春花的《清代紫禁城武英殿建筑群建筑各匾额变迁》一文得知,宫廷制匾也是极严肃的事,从选用材质、漆色、花纹边框、底色、书体等等,都要经过皇帝的审核朱批。民间当然比不得皇宫,也不必要与之相比较,但也应以“去俗”为第一要务,要与整座建筑相和谐,否则将被有识之士和后人笑骂。

 

扇面 白居易诗 60x26cm 2007年

 

匾额书法创作最好应用篆籀笔法为之,可得浑穆。如没有扎实的楷书功夫,很难讨巧。用行草书笔法,突出提按动作,往往容易纤弱,书法人不可不知。还有现在的各处仿古一条街上的匾额,问题也是相当不容乐观。

 

实临 兰亭集叙 137x35cm 2020

 

 

古时左右的礼制,也不是一件小事。我国自周代建立了完备的礼制以来,左大还是右大,据史料记载发生过多次变化,但到明清以后就固定了下来。以故宫为例,面南左边为大,右边为小。所以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左为文华殿,右为武英殿。在京剧或地方戏剧中也可见证:文官,或客,或长者,都在面南的左边,反之,对应的就在右边。就连农村建造新房,木匠做好的“正樑”上,也要请会写书法的人用端楷在根部(古人称为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唐魏征语>”)写上“文东”,在梢部写上“武西”,以示“文东武西”。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就是这样延绵不绝,上下贯通。

 

 

所以,对联上联末字仄声就贴在面南的左侧,称为上联,下联末字平声就贴在面南的右侧,称为下联。对联落款就写在下联的左侧,不能写在右侧。也有见牌坊下联落款在右侧的,那就错了。旧时匾额书写都是从右往左写的(因面南左方为大),与对联匹配上下关系,没有问题。但现在,书籍排版是从左往右看, 所以有的书家写匾也从左往右写,如左右没有对联那就没有问题,如左右有对联的,就显得格格不入,与传统不相协调了。对联的上下联固有形式,谁也无力改变,这当中的矛盾如何处理?变通的方法是, 左右没有对联的可由左往右写,落款在右边,比如横向的单位或企业名称,这样倒符合潮流。如匾额下有对联的,还是尊重传统为好。

 

 

记得浙江省文史馆老馆长马一浮先生曾说过:“六籍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这是“以道统艺、游艺征道”的话,是高屋建瓴的见解。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同样说过:“如学文章,只读今人篇什,不涉经籍,岂成伟器。”

 

 

书法一定要用人文来引领,只要我们学到源头,以经史涵养,包万类于毫素,罗诸象于心胸,“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加之“胸存浩然之气”,循理找规律,向名帖学习的同时,向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学以致用,一切顺流而下。在大文化中就书法本身而言,只是一个螺蛳壳里的道场,仅在技法和形式上打圈子,空耗时日。诸如匾额书法不尽人意,环境用字恶俗纷乱等方面的问题,靠书法本身难以解决。只有靠人文的引领,书家素养的提高,才能逐步改观。

2020.8.20